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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標準:歷史的還是本質的?

    2013年05月26日 15時21分 

        ——與王彬彬先生商榷

      郝朝帥

       南京大學王彬彬先生前不久在《北京文學》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觀點鮮明、資料豐富的檄文《關于“當代文學”的評價問題》,①從當代文學的評價和學者的學術操守兩方面對北京大學陳曉明教授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就王彬彬先生的一些觀點和表述,本人從學科專業層面上感覺無法茍同,遂與王彬彬先生商榷。

       首先確定一下討論當代文學價值問題的前提。如何評價“當下”中國文學與如何評價“當代”中國文學,這毫無疑問是兩個問題。雖然談論前者時必然涉及到后者,而談論后者時涉及的話題會更大更多,但無論評價什么事物,批評者都會先在心中設立一個“坐標系”,以此來衡量被評價者的是非曲直: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對一名當代文學的學科中人而言,這個“坐標系”或者說“價值標準”就是他成長過程中就此專業領域所接受的某種教育譜系。這些教育可以來自學校、社會或家庭,天長日久這一知識譜系就內化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成為從來如此不證自明的真理了。只不過個人的每一個主張必然會刻錄一定時代的印痕,盤桓于這個時代的認識邊界之內。因此,無論用哪一種口徑來評價當下文學或當代文學,都無法擺脫、否認自己所憑借的某套話語體系、某種文學史觀——清楚了這些之后,就自然有理由對當下文學價值高低的評價較真一些,對王彬彬先生文章中的觀點進行質疑了。

       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突出了一個問題系,即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學—1980年代文學—當下文學。像很多人一樣,在討論當下文學的價值時,王彬彬先生也是習慣性地比照1980年代那個文學的“黃金季節”,對于1980年代的“傷痕”、“反思”小說多有褒揚,而對之前“十七年”語多不屑。他說,“批評界肯定‘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理由,是這些作品具有著難能可貴的品質。對個人命運的關注,以及作家主體性的顯現,是這些作品所具有的可貴品質之一種。而接通了、承續了‘五四’文學的人道主義精神,則是這些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種可貴品質。這二者其實是密不可分的,或者說干脆就是一回事。對這些作品的這種看法,后來成為‘定論’,進入了文學史著作”。接著援引洪子誠、陳思和的文學史表述作為論據。這里的邏輯很有趣,何為“定論”?是不是“鐵案如山”的意思?是不是就此不允許再有不同聲音出現的意思?這是一;第二,是否一種觀念進入文學史就意味著成為真理了?現在全國有多少版本的當代文學史在通行,就連王彬彬先生自己還參與編纂了一本呢。這些文學史的觀念可能統一嗎?而且作為一名專業人士,當面對一部學術著作(如洪陳二人的文學史)時,就只剩下洗耳恭聽而取消個人的思考分析和鑒別了嗎?王彬彬先生之所以采用這么捉襟見肘的論證方式,只是因為他對這一“定論”其實心里沒底。專業中人都知道,認為“新時期”是對“五四”的接續和發揚,的確是1980年代的普遍共識。然而,進入19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在發展中取得的新成果對這一觀點已經構成摧毀性的打擊。首先,“五四”傳統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是“鐵板一塊”的自由和浪漫。1993年王曉明教授發表了影響極大的文章《一份雜志和一個社團——重評五四傳統》,②指出“五四”文學的具體過程中也有著復雜的文化專制與宗派權力。把“五四”文學看作20世紀“現代”文學的典范,認為其蘊涵了新文學所有的理想品質,則無法顯現這一文學傳統本身包含的局限性。而被王彬彬先生援引的洪子誠更撰文論證了:廣受詬病的“十七年”文學倒是可以在“五四”那里認祖歸宗,直接找到它的思想源頭。③更為關鍵的是,一批青年學者通過他們細致的梳理已經厘清了,在1980年代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表述的“五四”,也只是當時人們的“挪用與重構”,遠非當年真義。④再加上近年來在當代文學專業興起的“重返八十年代”熱中產生的大批成果,都充分地廓清了、還原了這個被理想化、被簡單化了的時代。其實,從專業角度說,“五四的復歸”等只是代表了學科發展中一定時期的認識,體現了某一種文學的評判標準、某一種文學史寫作的方法論和知識譜系而已。

       而談到“十七年”文學,王彬彬先生則說“在整個八十年代,‘十七年文學’中的主流作品,都是被否定、遭鄙薄的”。至于當代文學在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態勢,王彬彬說“我相信,有一類肯定、贊美‘十七年文學’者,未必出自真心。但有一類人,是真的對‘十七年文學’一往情深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成長于‘十七年’”。首先,有理由對這種表述不滿:作為一名學者,應該對自己的主張給出負責任的論證,不能一句想當然的“我相信”就把如此重要的結論打發了,這不是學術文章的做法。其次,當代文學專業在不斷地引進消化新的方法論中穩步前進,學科的獨立地位與優勢也在日益彰顯。從1990年代到新世紀,如何反思現代文學的現代性、如何看待當代文學的價值,如何認識十七年文學的意義,已經在學界形成了另一套常識。那就是如陳曉明教授所說的,“中國的小說終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國家敘事為主導,從文學革命的現代性文化建構到建構起中國革命文學,文學與民族國家建立的事業完全聯系在一起。這其實是西方的現代性文學所沒有的經驗”。⑤作為學科的當代文學建立的基礎,就是要試圖超越在現代文學階段形成的文學范式,形成一套全新的,與新的社會制度、新的人類發展范式相配合的文學范式。這是對中國文學未來的創造性想象,在審美上也在追求并確實提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經驗。這一切,并不是如王彬彬先生所言的簡單過來人似的“肯定、贊美”。

       當然,如果說這只是一幫新銳的當代文學研究者在自說自話的話,可以參閱一下王曉明教授對現代文學態勢的總結:“出于對‘文革’式文化專制的厭惡,19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普遍冷淡‘左翼文學’,仿佛那是一堆被狹隘的黨派意識腌爛了的咸菜……但是,進入1990年代以后,一面是現實的強烈刺激,一面卻是文學的茫然無覺,兩者的反差如此觸目,你不由得就要想一想,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1990年代晚期,正是這被現實逼出來的反思,在一部分敏感的現代文學研究者當中,激起了一種區分‘左翼’和‘左聯’、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重新定義‘左翼文學’的沖動。一旦這新的定義初步成形,對左翼文學的認識勢必發生變化,這不但能激發對現代文學與社會生活的互動關系的新的理解,也能推動對‘左聯’式的狹隘風氣的新的檢討:現代文學研究的一條新的思路,似乎正在悄然凸現?!雹拮笠砼c“十七年”的關系毋庸再說,這是現當代文學這個大學科從基本訴求到方法論的擴展——因此,20年了,如果刻意回避本學科的進展,依然只愿意停留在20年前“自己的園地”中拒絕“睜開眼看”,他不是冬烘老朽的話,就是在掩耳盜鈴,聰明人為了某種目的在揣著明白裝糊涂。

       關于“十七年”文學,王彬彬先生還說“拒絕了那種普世性的文學尺度?!瓕Α吣晡膶W’中的那些主流作品‘去政治化’,是今天的‘十七年文學’謳歌者常用的手法”。這里仍有兩個問題比較有趣。上文已經說了,“今天”學科內部對十七年文學的研究,對它們所包含的形成中國獨特現代性的嘗試,恰恰是非“去政治化”的,只是今天可以用新的理論理解和闡釋那些以前被“政治”完全遮蔽的東西。而在“去政治化”層面對其作出肯定,才是更早時期的研究方法,那才是“昨天的”。還有“普世性的文學尺度”也讓人心生疑惑。文學中是否存在自古至今未曾更改的普遍價值頗值得探討。上世紀后半期以來,經過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理論的洗禮,尤其是??碌热怂⑿滦缘睦碚撚柧毢?,今天的人文知識者們已經知道,任何一種知識都是產生于、完善于特定的歷史場域,服務于具體特定的歷史目的。沒有一套理論具有不證自明的合法性,可以凌駕于人類的思想意識之上。知識總是被生產出來的,具有譜系性。那些習焉不察、仿佛不言自明的概念,諸如“人性”、“歷史”、“文學”等,亦只能做一種歷史化的理解。關于這一點倒是被王彬彬先生批評的陳曉明教授有清醒冷靜的認識。早在十幾年前在那場沸沸揚揚的“人文精神”的討論中,陳曉明教授就指出,“即使是一些關于‘終極’、‘永恒’等巨型語言,同樣是被敘述出來的,背后未嘗沒有具體的歷史企圖,未嘗沒有曖昧的歷史情境”。⑦只是任何一種知識一旦形成一套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常識,本身也就成為一種權力,它也在支配著說話的主體??梢哉f,這既是人文學科發展到今天的一般性知識,更是打開了現當代文學學科研究空間新的方法論體系。

       如果用??抡f事難免被人依照慣性斥為挾洋自重,如王彬彬先生所說,“把西方的時髦理論盲目地往中國和中國文學上套”,那么可以參考一下日本學者柄谷行人的那本《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作為后發現代性國家,中國的現代文學的發生經過與日本有頗多相似之處,而且深受其影響,柄谷行人的分析對于認識中國現代文學也非常有價值。在這本討論日本現代文學發生歷程的學術隨筆中,他提出了非常振聾發聵的洞見:所謂“現代”的文學標準就像“風景”、“內面”,甚至“疾病”和“兒童”的發現一樣,都是產生于一個“顛倒”的過程,都是在19世紀后期日本現代化進程開始后,人們以西方現代性為模板,對自身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產生了全新的“認識裝置”,然后再運用這種裝置回溯歷史,從中進行對比和反思,“發現”或者說“發明”了這些原來未曾意識到的概念體系,進而直接在一個“先進∕落后”的框架上衍生出對于“現代∕過去”的價值分野,產生了諸如現代“文學”或現代“教育”等觀念。更有意思的是,在西方這些話語也是同樣產生于這樣一個“顛倒”的過程,只是產生的歷史語境不同。這個過程就是“把本來不存在的東西使之成為不言自明的”,⑧而且“這個裝置一旦成形出現,其起源便被掩蓋起來了”。⑨人們就會忽略歷史性,將其認作從來如此不可移易的真理。柄谷行人的研究摧毀了很多想當然的觀念的合法性:“文學完全沒有必要一定就是現在我們視為不言自明的價值判斷基準的這種‘文學’”。⑩而延伸開來看,非但文學如此,其實整個東方的現代性都是用這種方法建構起來的,先驗的價值標準最終成了超驗的絕對真理。當然,我們也能夠質疑柄谷行人的研究方法過于相對化,容易失去價值判斷而墮入無所適從。但他通過“歷史化”的綜合分析,可以使人們從那些“本質化”的概念中走出,還原其被“建構”的歷史語境,從而充分地理解某一話語與它產生時代的“關系”,擺脫種種內植于心的知識譜系造成的偏失與遮蔽,以便最終為人類的思想找到可能的出路。當然,不盲目信奉一些看似自然而然不證自明的觀念體系是首先要邁出的第一步。

       行文至此已無需多言,作為一名人文學者,本來就應該擁有較開放的學術視野,善于接受更多對學科研究發展有意義的方法理論,而不是對那些業已成型的概念體系持有一種類似“話語拜物教”似的耿耿忠心。否則,這些體系極其容易成為一種新的“愚民”和專制,與王彬彬先生一貫主張的“啟蒙”目的相背離。但我們已經遺憾地看到了,在很多學者那里,不是將這些話語置入其產生的時代語境中去厘清其建構歷程,而是將一種本質化的文學價值標準堅持著由封閉排他而走向專制獨裁。當一種話語體系成為獨裁后,社會思想將會形成怎樣可怕的局面不言而喻?,F當代文學學科的認識疆界早已拓開,1980年代遠遠不是我們認識的終點。不然,作為一個學科,如果認識水平依然停留在20多年前,那現當代文學存在到今天也就沒有必要了,也就失去了繼續存在的資格和理由。

       王彬彬先先生把“十七年”文學比喻為爛蘋果:“一只蘋果,如果大部分爛了,說這是一只爛蘋果,應該沒有什么不妥吧?當然,你如果說,這只蘋果還有一部分沒有爛、可以吃,也自有道理。但是你如果進而說,這只蘋果有一部分沒有爛,因而不能說是一只爛蘋果,應當認為是一只好蘋果,那就走向荒謬了”。這段話確實邏輯嚴密,生動俏皮。然而王彬彬先生肯定沒想過,真正的問題在于——很可能放在他面前的是一個菠蘿,根本就不是蘋果,它怪異的形態出離了自己的認識邊界。如果信心滿滿的王彬彬先生只愿意用看取蘋果的眼睛看待一切水果的話,那它肯定是沒得救了,這個“蘋果”周身是刺、體無完膚。不知道在蘋果的陣營里該怎么容納這個異質性。就像指鹿為馬的故事,今天完全有理由認為,當年的趙高也許真的不是狡詐,他的確不知道有“鹿”這個物種的存在。作為一匹“馬”,這個動物最嚴重的錯誤就是不應該頭上分岔、身披梅花。

       最后捎帶說一下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的另一個重點:對陳曉明教授“轉向”的質疑與詬病。這一點和今天討論的問題關系不大,但也有必要提出來。王彬彬先生下了很大力氣,引用大量陳曉明教授不同時期的言論來證明其自相矛盾。只是這種功課做得有些多余,對于一名人文學者是完全無效的。陳曉明教授的學術觀念和主張前后不一并不算新鮮事。放眼學術史,那些比陳曉明教授名望高得多的大師們,又有多少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經歷一次甚至數次轉向。不同階段的學術思想不僅不是堅持、接續,甚至還會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掉頭。這就是為什么研究那些大哲都要經常冠以“前期”、“后期”,或者“青年”、“晚年”等定語。隨著全新問題的漸次出現、社會狀況的更迭變遷、思想框架的擴展深化,或者學術興趣的轉移等因素,都會給他們的研究帶來調整和新變。對于一名學者,這非但不能構成一種恥辱,相反,這是他勤于思索、勇于否定自我、保持學術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表現。倒是那些拒絕世界和自己的改變,將保守與狹隘作為個性風骨的人才是真正可笑可嘆的!

     ?、傥闹兴嗵幫醣虮虻谋硎鼍鲎云洹蛾P于“當代文學”的評價問題》一文,不再另行注釋。

     ?、谕鯐悦鳌兑环蓦s志和一個社團》,《上海文學》1993年第4期。

     ?、酆樽诱\《關于50—70年代的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

     ?、苜R桂梅《挪用與重構——八十年代文學與五四傳統》,《上海文學》2004年第5期。

     ?、蓐悤悦鳌秾χ袊敶膶W60年的評價》,《北京文學》2010年第1期。

     ?、尥鯐悦鳌抖兰o中國文學史論·序言(修訂版)》,東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

     ?、哧悤悦鳌度宋木瘢阂环N知識與敘事》,《上海文化》1994年第5期。

     ?、啖幄獗刃腥酥?、趙京華譯《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第10頁,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2010年第3期

    文章來源:江蘇網絡電視臺 責任編輯:高賽 【打印文章】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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