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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寇:韓東的“中年變法”

    2015年12月09日 09時49分 

    韓東

    本文作者:曹寇

      韓東的頭銜一度是“詩人小說家”這一偏正結構,而非“詩人、小說家”這一并列或先后(視其寫作時間和貢獻而定)關系。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是長期以來人們將詩歌和小說分割了開來的緣故,并且門戶還相當森嚴。確實是這樣,比如中國古代,詩人就是詩人,小說家就是小說家。詩歌的高貴或獨立(獨立于文學之外)具有其“先天”的合法性。而小說則是話本,說書人的行當。本人還很小的時候,我們那就有個說書人,他雖然廣受愛戴,但他本人卻并不識字。與此有關,中國古代小說的地位是卑賤的(我并不認可神仙傳和文人筆記之類的文體算小說),文人參與進來是后來的事。就好比繪畫,一直是匠人所為,宋元時期才出現文人畫,所以明清小說可以說是“文人小說”。但小說的先天卑賤性導致文人們并不愿意張揚自己詩歌之外的寫作,尤其是小說,算是件“見不得人”的事兒,簡直需要掩飾。我寫過此類文章,如:蘭陵笑笑生是誰?該文人在寫了曠世杰作《金瓶梅》后甚至懶得或不敢署上自己的真名實姓,而若是一首得意的小詩,他不僅署名,還經常將自己遙遠的籍貫也署上去?!绊n昌黎”或“昌黎先生”即是一例。昌黎是河北地界,韓愈則生于河南,而且他一輩子也沒有和昌黎有過實質性的關系。當代詩人伊沙習慣于自稱“長安伊沙”亦有此意,然多少有點別扭??傊?,文人小說不如文人畫運氣好,直到中國古典小說終結之日,這一命運也沒多少改變。
      很難說韓東的“詩人小說家”不是上述這一歷史遺跡的體現,即便新文學運動以來小說的地位獲得了空前的提高,即便當代眾多知名小說家業已通過小說取得了驚人的現實名利和世俗權力。但小說的世俗性(對比于詩歌的“神圣”意味)確實在詩人們看來并非高妙之所在。中國詩人的自詡就不說了,德國人顧彬也到處宣揚當代中國詩歌成就高于小說。且放下莫言的小說是否“最好”,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在中國作家群體中尤其是詩歌圈中遭冷,大概也能說明這個問題。中國的現實娛樂基本來源于小說、戲?。ㄓ耙暎┑葦⑹滦晕捏w,但傳誦之物迄今仍為詩歌,只是并非現代詩。一個家長從來不愿意給子女來一段睡前故事,反而逼迫他們背誦“鵝鵝鵝”來取悅親友。中國確實是一個抒情大國,即便它在明清時期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敘事傳統,但后者在新文學運動中的猝死、革命世紀的口號和血淚,只能使抒情獲得更為合法的合法性。這其實不僅僅是兩種表達方式的問題,我譽之為“文化命運”。
      二
      事實上,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韓東的主要身份是小說家,雖然他的詩歌仍然在寫,但他在小說中所投入的精力和獲得的成就,無論對于他本人來說,還是對于當代小說而言,都是極其重要的赫赫存在。這起碼說明一個問題:在詩人韓東看來,當一名合格的小說家并非恥辱,而是榮譽,起碼是一件指涉文學的修煉行為。落實到韓東的個人身份來看(體制外、民間、自由作家),他顯然認識到,小說并非“文壇人物”才能才愿意干的事。小說一如詩歌,需要優質大腦的參與,而非庸俗、懶惰、討巧之輩互相取暖、自以為是的場域(當代詩歌圈的一個讓人惡心的現象)。相比于當年的“先鋒派”和所謂的“新寫實主義”,對西方現代派技巧的生吞活剝,對世俗生活的簡單復寫,一如《有關大雁塔》在朦朧詩年代的效果,九十年代的韓東小說,其表現出來的貼肉和智性可謂讓人眼前一亮。他對假大空的不屑,對知識分子趣味、對宏大敘事的消解能力,幾乎是同代作家中最為徹底的。這有其小說集《我的柏拉圖》、《美元硬過人民幣》為證。
      和中國當代絕大多數作家一樣,韓東小說所遵循的敘事傳統并非上文提到的明清,而是遙遠的西方。西方大師的巨大身形所投射的陰影幾乎覆蓋了中國現當代文藝的所有角落。向西方學習,起源于晚清以來的政經衰敗,這只是現實,并不存在價值判斷的問題。難不成我們要學習上古?乃至學習西方,本也不存在“全盤”還是“局部”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最終還是一個基本問題,那就是人的問題。我們到底是誰?我們不可能是西方人,我們也不可能是過去的人,所以我們只能是當下生活在中國的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是檢視當代小說寫作的一件“法器”。正如有識之士所看到的那樣,中國當代小說中充斥著偽善和偽惡,遍布著花拳繡腿的招式,縈繞著各種知識分子的、小資的情趣,以及言不由衷地胡編亂造,心懷叵測地“人文關懷”……還是拿“先鋒派”來說,這一后來猝死的“派”,其問題在我看來還不是翻譯體語言(指直接將漢譯文風移用到小說中去),亦非其學徒式的炫技伎倆,而是他們描述的人事沒有一個是落實并值得信任的。他們似乎竭力在營造一個夢幻世界,這個夢幻世界與作家自身無關,亦與現實生活無關,而僅僅剩下一具偽文學畫皮——填詞造句。我并非要詆毀文學實驗,文學實驗精神是文學本身的內在動力,是一種基本的創造力,但“先鋒派”卻是一種抄襲和編輯行為。正是基于此,韓東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說才具備了“革命性”或“斷裂”意義。他矢志于描述個體經驗,以“賊不走空”的方式真誠地記錄那些切入其肉的疼痛和歡愉,這種寫作態度和立場,我認為是一種“文學的正氣”。曹雪芹是這樣,卡夫卡亦然。
      三
      所以說,韓東的小說方式被圈內人戲稱為“報告文學”亦非偶然。他的小說太依賴個人經驗了,自己的、朋友的、道聽途說的,而自己的則占據主要篇幅。讀韓東早期小說,基本能夠使用捕風捉影的手段描畫出韓東的成長經歷、朋友圈,乃至個人隱私。他并非放棄小說應有的虛構和想象,但真實經驗往往處于其小說核心地位。直到他的第一部長篇《扎根》問世,可謂將此方式推向高潮。他在《扎根》后記中提出了一個說法:“把真的寫假”。這一短促而突兀的“論斷”幾乎與他當年針對詩歌提出的“詩到語言為止”一樣著名而饒有意味。韓東的個人簡介里總是不忘提到“八歲隨父母下鄉”,《扎根》的主干和細節,大多源于這段生活。就我個人的認識看來,所謂“把真的寫假”,就是寫真的,但要讓真的“飄”起來,看起來呈現出真之外的美妙,繼而能夠使個體經驗與集體經驗獲得共振,表現出文學層面的普適價值。如果將來有靠譜的文學史的話,我相信這句話可以“入史”。因為它本質上并非韓東的個人方式,但凡有點閱讀量的人都應知道,這是古今中外眾多作家的普遍手段,區別是,別人從未這么說過罷了。
      也就是說,對個人經驗的依賴是一個小說家寫作的第一選項和自然法則。不過,這并不是說放棄個人經驗的寫作就是無效的?!端疂G傳》和《包法利夫人》這兩部杰作概與個人經驗無關,前者精彩絕倫,后者匠心獨運。對個人經驗的過度依賴也往往使一個小說家沉溺于自我復制、自我繁殖和自我神話之中。他們的寫作壽命會因此而早逝或老而不死。換言之,個人經驗既是小說家的財富,也可能是一個陷阱。中國文壇一個詭異的現象是:很多作家依賴早年經驗(童年和青春)獲得認可,有了一篇成名作和一篇代表作后,迅速沉寂,或者成為一個“苦于生育的老者”(魯羊語)。時隔多年,他當然會以一個不寫作的“老作家”身份列席于各種文學會議。但這樣的“老作家”說到底只能是個怪物。中國作家寫作壽命的短暫并非個例。倘未英年早逝,生物壽命的漫長只能產生尷尬。更讓人難以接受的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作家,他確實仍然在寫,但仍然在寫自己青春期的性欲問題,若非真切,只能荒唐。莫言獲得諾獎,書是印了不少,但據說盛名之下并無多少有效閱讀,我想亦與此有關。莫言的題材雖非都是個人經驗,如《紅高粱》、《檀香刑》之類的溯古記憶,但他確實很少涉及當下生活,這也怨不得年輕人“看不懂”或“不愛看”他的東西。老實說,我個人就不太愛看莫言的小說。我這樣說與對莫言小說的價值判斷無關,只是強調個人經驗、題材和小說家及其寫作壽命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中國太多“青春作家”了,太多十八歲需要政府給他發一個姑娘的文藝青年了,卻獨稀缺索爾貝婁、馬爾克斯那樣真正的老作家,尤其缺少能夠描述當下現實生活的作家。當然,期刊上確實也遍布不少當下生活的小說,不過,就我看來,值得信任的寥寥,多為扯淡做作之姿,顧左右而言他的體操表演。當下是難寫的,它過于“鮮艷”,缺乏“美感”,尚無“定論”。這是一場冒險。
      四
      韓東的新長篇《愛與生》(原名《歡樂而隱秘》,原載2015年《收獲》第四期)描述的就是當下生活。林果兒與男友張軍墮胎七次,因受到一個佛教徒兼同性戀老秦的攛掇,二人進山拜佛,以祈那些喪失肉身載體的“小嬰靈”得到超脫,路上巧遇一個叫齊林的企業老總,至此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張軍希望女友林果兒主動接近齊林,然后從后者那里騙錢。因為張軍的蓄意搗蛋,林果兒與他的關系確實至此中止,林果兒為了報復張軍,確實投奔了齊林。但她并沒有委身齊林,而是利用他對自己幾乎與生俱來的愛對齊林百般嘲弄和羞辱,直到齊林發現林果兒已與張軍暗地里復合而提出分手。齊林的身體和情感生活垮塌了,林果兒也漸漸意識到真正愛自己的是齊林。于是她二次投奔齊林,并愿奉子成婚。然而造化弄人,齊林和林果兒怎么也弄不出孩子。然后齊林車禍死亡。沉浸在對齊林愧疚和愛之中的林果兒最終找到前男友張軍,一番交媾,果然第八次懷孕,并賦予了他肉體,林果兒生下了他,名為秦麒麟。
      這個故事看似普通,但其中的核心問題卻很重大。它用一段世俗的愛情故事演繹了佛家的因果論。這一因果集中體現于齊林的身上。齊林身上發生了兩場車禍,第一次車禍的起因是他看到了尚在少女時期的林果兒,在那次車禍中,少女林果兒救了他,并讓他一見鐘情,但他的狗卻在那次失蹤或者死了。多年以后,他巧遇林果兒,經過上述的磨難反復,終于在情感和肉體上完全獲得了林果兒。但是,第二次車禍發生了,十多年后,齊林在山林間莫名其妙地聽到了狗叫,他將車開下了懸崖。他死了,同車的林果兒卻幾乎毫發無損。至于林果兒和張軍身上的因果問題,應該也有,囿于本人對佛家和因果并無興趣,就不說了。值得一提的是,韓東在《愛與生》中所描述的因果報應并非往世今生及來世,而就是現世報。好玩之處在于,現世報幾乎是中國舊小說所反復闡釋的基本義理,《紅樓夢》就是一個無數小因果組織而成的體積碩大的大因果。它還讓我想到“三言兩拍”中《沈小官一鳥害七命》、《三孝廉讓產立高名》之類的篇章?!读凝S志異》里也幾乎都是因果問題。韓東小說也闡釋因果,這確實讓我覺得新鮮而有趣。
      至于韓東這本小說成敗得失,這留給評論家去談。我所關注的還是韓東這一“中年變法”式的寫作策略。放棄單純的個人經驗,注視當下人群及其關系,表達他年過半百的人世體會,似乎是這幾年來韓東所特別熱衷的事。這從他的上一本長篇《中國情人》即已露出端倪。他開始“編故事”了,開始走出他的工作室觀察正在活著的人群了,開始向著“巧妙構思”、“苦心經營”而去了。我不知道韓東“中年變法”最終的效果,但我極其喜歡這種勇氣和努力,并對此類勞動肅然起敬。在前不久南京先鋒書店的活動中,我說:希望老韓成為一個長壽的人,包括生物壽命和寫作壽命。于此,再次表達我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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