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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學人”:以王堯為對象

    (2019-08-26 17:23) 5716955

      作為散文家的王堯,同時也是散文研究專家。就筆者所見,王堯第一部學術專著是《中國當代散文史》,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這是一本在80年代末開始寫作的著作。王堯的學術之路從散文研究開始,一般很容易歸為師承的影響。

      一、從“散文”開始

      作為散文家的王堯,同時也是散文研究專家。就筆者所見,王堯第一部學術專著是《中國當代散文史》,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94年。這是一本在80年代末開始寫作的著作。王堯的學術之路從散文研究開始,一般很容易歸為師承的影響。范培松教授是王堯的老師,也是著有《中國現代散文史》的散文研究專家,王堯在《中國當代散文史》后記中談到“多年來我師從范培松先生研究散文”。(1)王堯的博士論文沒有繼續散文研究,而是選擇了“文革文學”作為研究對象,這樣的“轉型”,其實也與他的散文研究特別是對現代散文的理解有關。

      在師承的線索外,王堯對于散文的興趣,很早就顯露無余。范培松教授寫于1992年元月的序言中,介紹到“他堅持寫散文,欣賞散文,真個是愛散文,迷散文,把他的激情、理性和藝術感悟力都傾注到散文研究中”。(2)在1986年的《當代文壇》上,大學畢業一年的王堯,發表了《散文藝術的嬗變》一文,將楊朔散文理解為一種“封閉”的結構,而將與之對應的“開放”視為散文之“散”的特征,由此討論散文的“自由”天性。這樣的一種認知框架,深刻影響著王堯的散文史的論述,比如散文史中的楊朔這一章,王堯批評楊朔的散文有以下諸種缺陷:(一)對散文理解的偏狹;(二)由于強調表現詩意,在創作中造成了粉飾生活的虛假現象;(三)“物—事—性(理)”三段式結構在創作中反復模仿,“卒章顯志”方法在創作中也被反復運用,使散文千篇一律,失去了藝術個性,因而也就失去了生命力。(3)這在當時并不是特別的觀點,但他在歷史語境中對楊朔的理解、批判和對散文藝術發展態勢的判斷,顯示了他對散文文體的獨到理解。

      可以推斷出,按照這一認知框架,王堯將格外欣賞巴金《隨想錄》這樣的作品。果然,在《中國當代散文史》中,王堯將《隨想錄》視為當代散文轉折點,直接將楊朔散文與巴金散文相對照:“從楊朔的‘當詩一樣寫’到巴金的‘當遺囑寫’,現代散文理論發生了新的飛躍。如果說‘當詩一樣寫’重在捕捉生活的美麗,那么‘當遺囑寫’則著意表現生活的肅穆。我們現在不必否認‘當詩一樣寫’在詩化生活時的偏差,而‘當遺囑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糾正或避免這種偏差。”(4)在楊朔與巴金這種對應中,大致可把握王堯的文學史觀,誠如他在該書結語部分對于當代散文未來發展的展望:“寬松的文化氛圍、多樣的藝術選擇和自由的主體精神是中國當代散文久久期待的境界。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歷史將在此重寫,一個民族的審美創造力將在此復活。”(5)

      這段話很好地詮釋了王堯研究當代散文史的旨趣所在。他在散文研究著作《詢問美文》自序中談道:“一段時期內,我的注意力又集中在20世紀中國散文研究。我這樣做,不僅因為我的‘散文化’氣質,也不僅因為我試圖改變在一般寫作學層次上研究散文的格局,重要的原因是在我看來:散文是知識分子精神和情感最為自由和樸素的存在方式。”(6)由此王堯將自己的散文研究成果梳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種,即以《鄉關何處》為代表的宏觀研究、以《中國當代散文史》為代表的中觀研究、以《詢問美文》為代表的微觀研究。(7)在這篇自序中,王堯提出了“散文是知識分子精神和情感最為自由與樸素的存在方式”這命題,他的《鄉關何處——20世紀中國散文的文化精神》正是他這一命題在散文史研究中的展開。

      盡管在這三本著作之后,王堯的研究領域在1990年代后期有所轉移,但“知識分子精神”作為其文學研究的精神向度已然確立,并且延續到后來的文學史研究與作家作品評論之中。怎么理解這一“知識分子精神”,成為理解王堯文學研究的關鍵所在。而且,不惟王堯,這種學術傾向也體現在和王堯年齡接近的一批學者之中。

      林建法有過相近的表述,“近來常常覺得王堯身上的一些特點,頗能反映這一代學者的優點和弱點”。(8)如何指認“這一代學者”?筆者對此嘗試提出“90年代學人”這一概念,描述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在1990年代登上文學舞臺的這一學術群體。以王堯為例,出生在1960年代,在1980年代考上大學,在1990年代完成研究生教育,成為當代文學領域最早的一批擁有博士學位的研究者,也由此成為最早的一批學院派當代文學研究者。他們的學術領域介乎當代文學史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之間;在文學史研究中,術業有專攻;在文學批評活動中,他們與當代著名作家、當代文學現場的聯系較為緊密,與學院之外的作協體制與學術期刊也有呼應與互動。時至今日,這一批學者已經成為多所名校的行政領導與學術帶頭人,他們的學術思想經由長年的著述與培養的學生廣為傳播,是建制性的主流學者。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制,不可能繞開這一學術群體。

      理解王堯乃至于“90年代學人”的文學思想,要意識到“90年代學人”的文學思想,實則來自于1980年代文學精神,(9)也即1980年代“啟蒙”文學思想經由學院建制在1990年代開花結果。“90年代學人”普遍的文學主張,是以“文學性”來理解文學,反對“文學”被過于直接地征用,側重文學的審美性,重視文學語言,強調文學的人道主義立場與對于普遍人性的表現;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上,不能被簡單地歸于“純文學”,并不反對文學對于現實的介入,但對現實主義在歷史上的文學教訓抱有疑慮,強調知識分子的主體性與對于現實的批判精神。

      當然,和上述這種簡略的歸納相比,具體地以王堯為對象,可以更為直觀也更為豐富地把握王堯乃至于“90年代學人”的文學思想。王堯的求學、工作經歷與學術發展歷程,橫跨多個研究領域乃至于出入于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的才情與能力,為我們理解“90年代學人”提供了一個范例。

      二、由文入史

      王堯在1996—1998這三年以“文革文學”為題攻讀博士學位,是他學術生涯中一個重要的節點。他的研究領域漸漸從中國當代散文轉向“文革文學”,(10)這無疑是一個難度非常大又不乏風險的選題。在史料上王堯也卓有建樹,完成博士論文后主編過12卷的《“文革文學”大系》。(11)而就這一研究的緣起,王堯曾經有所回應,他的答案是“文革”是中國百年來的重大事件之一。這個回應比較籠統,不過回應的最后一句話還是“卒章顯志”:“我自己有意識地從文學拓展到思想文化領域,拓展到知識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來。”(12)

      從當代散文研究到“文革文學”研究,貫穿性的主題依然是“知識分子精神”。從1999年開始陸續發表“文革文學”的研究論文,如《“文革”主流文藝思想的構成與運作──“文革文學”研究之一》《“文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與浩然創作的演變》《“非知識分子寫作”:“文革文學”的一種潮流與傾向》《思想歷程的轉換與主流話語的生產──關于“文革文學”的一個側面研究》《“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等,之后王堯在很長一段時間專心于當代文學批評,但依然有一些成果發表,比如《改寫的歷史與歷史的改寫——以〈趙樹理罪惡史〉為例》《“兩條路線斗爭”的“文學教科書”——關于〈虹南作戰史〉》等等。

      就目前所見的這批文章而言,王堯的“文革文學”研究始終以“知識分子精神”(有時也表述為“知識分子性”)為中心,如他在《答友人問》中談到的,“我們這一代人還是有比較強烈的知識分子責任的,總覺得對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對這個事件中的文學與思想文化及知識分子,有闡釋的責任與必要”。(13)比如在《“非知識分子寫作”:“文革文學”的一種潮流與傾向》一文中,王堯以主流、民間、知識分子話語的三分法來把握“文革文學”:“如果我們把當代文學的話語類型分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民間大眾話語和知識分子話語,那么‘文革’時期的知識分子話語則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與民間大眾話語的聯盟中遭到重創,‘非知識分子寫作’成為一種潮流與傾向。”(14)這種論述方式帶有比較明顯的1980年代的“啟蒙”框架,即將“文革”與“知識分子精神”相對立,強調知識分子的主體性與批判性,其論述框架的思想前提,源自新時期起源階段將“文革”理解為“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框架。(15)

      對于“文革”的理解,比如到底是“封建復辟”還是“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成為一代學人的思想分水嶺。完成博士論文后,王堯很快就感知到這一點,“這幾年,關于中國‘現代性’問題的分歧,有很多是源于對‘文革’認識的差異”。(16)在王堯以及“90年代學人”之外,以汪暉為代表的另一批學人,在相關問題上持有不同的看法,這一分化到今天依然沒有在學科內部得以解決,更具統攝性的闡釋框架尚未出現。不過,王堯比較早地注意到汪暉等學人的闡釋路徑,并嘗試有所回應,在《“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一文中,王堯回溯了日本學者山田寫于“文革”同一時期的《問未來》等文章,并由此勾連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討論“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理論譜系。王堯在該文中一直在區分五四與“文革”,“‘文革’與‘五四’完全是兩種本質不同的運動;‘五四’精神不能用‘激進主義’來論定”。(17)王堯這一論述框架側重作為思想文化運動的五四,強調五四開啟的“反封建”的“啟蒙”任務;而1980年代接續五四,正在于由此順暢地將“文革”指認為“封建”。這種論述框架也契合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即“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是造成“文革”的重要原因。

      在與蔡翔、費振鐘的對談中,王堯將“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問題進一步概括為“忽視中國問題,凸顯西方理論”。(18)王堯這句話的意思,大概是說這一脈絡的學者缺乏對于中國歷史語境的具體把握,而是套用西方理論予以闡釋。但回到中國歷史語境,王堯的看法也是有些復雜而猶疑的,在和韓少功的對談中,他誠懇地談到了記憶中鄉村赤腳醫生的作用,也提到了水利建設,“好的水利建設,多數是在70年代建設的,現在許多地方遠不如當年重視”。(19)這些“論據”往往多見于另一派的學人,倒是一般被認為有左翼知識分子色彩的韓少功對此提出了批評:“有些國外的人或者新一代人,沒有親歷過‘文革’,當他們對資本主義有所不滿的時候,容易對革命產生浪漫幻想,甚至為‘文革’辯護,比如說勞動人民參加政權管理有什么不好?問題是,那只是一種宣傳,而不是真實。”(20)王堯與韓少功的這次對談發生在2002年11月,在對談中王堯談到“單一視角看文革有很大的局限”。(21)

      在《論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過渡狀態”》這篇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中,王堯對“文革”時期文學的理解以及“新時期文學”與“文革文學”的關系有了新的變化。他不只是在思想歷程上討論兩者之間的關系,也在作家的文化構成上討論過渡時期的文學變化問題。在《周揚與新時期文學》一文中,王堯在談到周揚這一代人對待現代主義的態度時,認為不純粹是意識形態原因,與他們的文學知識結構也有很大關系。——這樣的思路在“知識分子精神”維度之外拓展了研究空間。

      三、“關聯”下的文學評論與文學史研究

      林建法有過回憶,“王堯被稱為‘批評家’是在我們一起主持‘小說家講壇’以后”。(22)活動的出發點,在王堯看來是以“文學現場”的方式推動文學研究與文學教育,同時推動當代文學經典化。

      在小說家講壇之前,王堯已經開始介入到當代文學批評之中,早在1996年王堯就發表過高曉聲評論,之后的幾年又發表過多篇論汪曾祺、范小青、小海等江蘇作家的評論。從江蘇的作家開始,王堯之后發表論賈平凹、王安憶、閻連科、莫言等作家的評論。王堯的文學評論側重從諸種關系中把握作家的創作,比如“將閻連科置于若干關系中加以討論”(23)的《談論閻連科的一種方式》;又如《“思想事件”的修辭——關于王安憶〈啟蒙時代〉的閱讀筆記》,通過對于“父與子”、“革命者與新市民”諸種關系的討論,把握《啟蒙時代》的“思想”與“修辭”,在“思想事件”的層面上打開文本。依托于對于“文革”的研究,王堯對于《啟蒙時代》諸種對立關系有深入細密的把握與闡發。

      這種“關聯研究”也是王堯在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念茲在茲的關鍵概念。王堯談到過在研究“文革文學”時開始有這種關聯意識:“單就‘文革’解釋‘文革’是不行的,必須考察‘文革’與中國‘現代性’歷史的聯系,包括與‘五四’新文化、十七年思想文化的聯系。在研究‘文革文學’時,我就強調恩格斯關于歐洲中世紀不是歷史的簡單中斷這一思想在方法和取向上的意義。”(24)在發表于2003年的《“簡單中斷”與“歷史聯系”——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中的問題研究》一文中,王堯批評當代文學史研究中的“斷裂論”,而是強調尋找不同文學史時段的聯系性,由此構建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整體性框架。而在《關于“九十年代文學”的再認識》一文中,王堯同樣強調在“關聯研究”中把握1990年代文學,強調“八十年代文學”、“九十年代文學”與“新世紀文學”的關聯性。

      有意味的是,深入把握王堯討論的“關聯性”,觸及到的研究張力,是對于文學史的關聯研究和價值評判的關系。這種“關聯研究”的歷史化工作,比如我們所熟悉的“晚清”與“五四”的關聯,內在包含著對于“五四神話”的解構;而王堯則是以知識分子精神整合“關聯研究”,“關聯研究”某種程度上成為知識分子精神這一價值評判的確證,即以“關聯”的方式證明知識分子精神所對話的對象貫穿各個文學史階段而始終在場。故而王堯得出這樣的結論:“因此,在以‘再政治化’的方式重新處理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時,應當記取歷史教訓,而不應當以新的論述方式重返已經被歷史認定的歧途。”(25)

      由于王堯的歷史化研究是價值優先的文學史研究,他的“關聯研究”既強調歷史化研究,又包含著對于歷史化工作的某種否定,他將所欲否定的對象概括為“向后轉”:“重返‘十七年文學’、‘文革’、‘八十年代文學’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的反思以及對當下困境的破解是必須的,我們任何時候都需要對既往的文學史和文學觀點做出反思,但反思與破解,卻不能退到那些已經被否定了的立場、觀點、方法和價值判斷上去。后來的文學發展進程和學術史已經表明這種否定是必須的,也是正確的。”(26)在這個意義上,啟蒙主義文學史觀所構建的知識分子精神,成為歷史化開始之前所先驗的、超歷史的邏輯前提。王堯由此所欲完成的工作,是將結構性的、歷史性的研究,和批評性的、價值評判的研究整合在一起。

      這一研究取向無疑有重大意義,但問題在于:無論是“重返十七年文學”還是“重返八十年代”,針對的是當下的文學問題,并不是回到老路上“向后轉”,和知識分子精神并無根本上的矛盾,相反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于“文學性”乃至于對于“人性”的理解。如果當下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溢出原有的啟蒙文學史觀,那恐怕需要修正原有的認知框架,終究是問題優先,而不是框架優先。比如“階級感”如何在“啟蒙”文學史觀中得以解釋,這還需要更多的工作。如果籠罩在“啟蒙”文學史觀下的文學處理得不夠好,“底層文學”以及相伴隨的左翼論述自然就隨之出現。筆者注意到王堯在《關于“底層寫作”的若干質疑》中專門討論過這一問題,王堯對于“底層寫作”關聯的階級、世界觀、傾向性、題材決定論等等有所批評,同時也強調破除“底層寫作”與“純文學”的二元對立關系,這也是筆者所完全認同的。值得補充的是,也正是“底層寫作”這樣的文學現象的出現,不是否定而是豐富了原有的“純文學”的認知框架。王堯對此有準確的把握,在反思“底層寫作”乃至于“向后轉”的文學史研究的同時,王堯談道:“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中,‘純文學’觀的提出,不僅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而且也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寫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幾乎是重新塑造了一代作家。這些年學界在反思‘純文學’觀時,既肯定其提出的合理性,堅持抗拒‘政治’對文學本體的傷害,同時又揭示了‘去政治化’之后的局限及負面影響,這對我們充分認識和論述當代文學史的豐富性、復雜性和獨特性是十分有益的”。(27)

      四、回到“散文”

      正如上文對于王堯近年來文學評論與文學史研究的簡要勾勒,王堯正在觸及一個產生重大理論突破的契機:辯證超越既有的二元對立,不僅僅是繼承而是否定之否定1980年代啟蒙文學史觀,創造性地升華“90年代學人”這一群體的理論體系。筆者注意到,和純粹的理論工作相比,王堯在2018年的《收獲》雜志上開辟專欄,以散文的方式踐行他的理論思考與思想探索。和王堯以往的著述相比,這組文化散文抵達了一個藝術與思想的高峰。在散文這種文體中,王堯更為流暢地展現出他的思考。

      2018年《收獲》這組專欄,踐行了王堯多次談到的“文化大散文”的概念:“我贊成包括文化大散文之類的寫作對歷史敘事的運用,歷史敘事探究文化、生命、人性的種種形態,打開中國知識分子塵封的心靈之門和與之相關種種枷鎖是必須的;但是歷史的所有詢問其實只是探究我們精神來龍去脈的一種方式,歷史的敘事同時應當是寫作者關于自我靈魂的拷問、關于生命歷史的考證、關于精神家園的構建。”(28)在專欄第一篇《寒夜里的清油燈》一文中,王堯介紹了寫作的緣起,1985年某秋日在蘇州聽一位老師講起重慶戰時知識分子,從此這一主題在心中盤桓不去:“忽然覺得我應該用一種什么方式,和戰時重慶相遇,和戰時知識分子相遇。蘇州小巷的梧桐葉年復一年地長出,再落下。我這一‘重逢’的念想,多少年來也若隱若現。戰時‘陪都’重慶,云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知識分子,成為抗戰文化的中心。嘉陵江畔,知識分子生活、思想,痛苦、歡樂,卑微、高貴,創造、選擇。在此,綿延數千年的文脈得以延續并出現新的景象。弦歌不輟。文化未亡。中國再生。”(29)

      六篇散文,由此聚焦“戰時重慶”的知識分子群落展開。為什么選擇“戰時重慶”?作為多方勢力彼此交錯的混雜地帶,“重慶”先天地擱置了單一視角,同時“戰時”所指向的“家國大義”超越并整合了諸種思想分裂。由此,“戰時重慶”為“知識分子精神”提供了一個穩定的歷史基座,王堯的寫作由此更為開闊誠摯,比如他在《幽谷中的郭沫若》一文中這樣談到郭沫若:

      如果不能在學術上認識郭沫若這些研究的要義,而是在政治上指出郭沫若此后轉變某些學術思想的錯誤,對郭沫若的拷問或許并沒有觸及到郭沫若的筋骨。我們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反思郭沫若后來的錯誤?當我在敘述和反思郭沫若時也陷入了這樣的困境。(30)

      王堯的自我懷疑超越了圍繞郭沫若的諸多教條化的想象,在該文中呈現了1940年代的郭沫若的歷史清醒、深刻的學養與赤子之心,同時在文章結尾引用郭沫若的自述詩“平生作金魚,慣供人玩味,今夕變蛟龍,破空且飛去”,暗喻著歷史無情的反諷。王堯以豐富的細節與精當的筆法,將人物置于歷史語境下的關系網絡中展開描寫,每篇散文都做到了關聯、參照、克制,深入巴金、茅盾、老舍、郭沫若等杰出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呈現他們的尊嚴、責任感與道德情懷。

      在多年前談到李輝的散文中,王堯談到李輝“以靈魂讀靈魂”,(31)在心靈中遭遇歷史。這一評價同樣可以送給20多年后的王堯本人。在王堯筆下,戰時的知識分子盡管面對著清貧乃至于絕望的生活,甚至于洪深一家三口曾經嘗試服毒自殺,但依然飽含歷史意識和批判精神,成為令人仰望的知識分子精神的豐碑。在王堯看來,“一個讀書人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一點‘氣節’”,(32)而這無疑和當下構成意味深長的對比。故而王堯直陳他的疑問:“我想到的問題之一首先不是我們為何產生不了大師,而是如果時光倒流,我們能否像他們那樣生活,那樣工作;如果身陷困境,‘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現在”’?——這是西南聯大學生穆旦‘文革’時在《沉沒》中寫下的詩句。”(33)

      由此王堯引述費正清對戰時重慶知識分子的評價,“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34)從這組散文回溯王堯多年來的寫作,一以貫之的線索,用王堯自己的話說,是“重建文學與精神生活的聯系”。在寫作于10年前的這篇文章中,王堯談到文學是精神生活的鏡像,“我們今天的不安和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文學從精神生活的退出”。(35)針對這一困境,王堯曾經引用了金岳霖的一段話:“他像蘇格拉底,他的哲學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塵封的陳腐的哲學家,關在書房里,坐在靠椅中,處于人生之外。對于他,哲學從來就不只是為人類認識擺設的觀念模式,而是內在于他的行動的箴言體系;在極端的情況下,他的哲學簡直可以說是他的傳記。”(36)王堯慨嘆,這段話對于文學研究者來說,實在是一種教誨。王堯在《收獲》上的這組散文,乃至于他漫長的寫作,也是這一教誨的不斷回旋。

      注釋:

      (1)(2)(3)王堯:《中國當代散文史》,第271、1、79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4)(5)王堯:《中國當代散文史》,第266、269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6)(7)王堯:《錯落的時空》,第378頁,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

      (8)林建法:《“我的朋友胡適之”——王堯印象》,《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期。

      (9)王堯著有帶有精神自傳色彩的回憶錄《一個人的八十年代》(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何言宏在《精神自傳的自覺》中討論過1980年代作為王堯的“精神背景”。參見何言宏:《精神自傳的自覺》,《讀書》2010年第8期。

      (10)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王堯依然有關于當代散文的單篇論文問世并取得很大影響,代表性的有《“最后一個中國古典抒情詩人”──再論汪曾祺散文》(《蘇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文化大散文”的發展、困境與終結》(《文匯報》2003年11月9日)等。

      (1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12)蔡翔、費振鐘、王堯:《文革與敘事——關于文革研究的對話》,《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

      (13)王堯:《一個人的八十年代》,第189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14)王堯:《“非知識分子寫作”:“文革文學”的一種潮流與傾向》,《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

      (15)參見黎澍的《評“四人幫”的封建專制主義》《消滅封建殘余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李澤厚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此外下面的這篇訪談,介紹了高層領導人對這一框架的思考,余煥椿:《一篇塵封二十多年的訪談錄——李維漢建議鄧小平反封建》,《同舟共進》2003年第2期。

      (16)(19)(20)(21)韓少功、王堯:《在妖化與美化之外的歷史》,《當代作家評論》2003年第3期。

      (17)王堯:《“文革”對“五四”及“現代文藝”的敘述與闡釋》,《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1期。

      (18)蔡翔、費振鐘、王堯:《文革與敘事——關于文革研究的對話》,《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

      (22)林建法:《“我的朋友胡適之”——王堯印象》,《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期。

      (23)王堯:《談論閻連科的一種方式》,《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2期。

      (24)蔡翔、費振鐘、王堯:《文革與敘事——關于文革研究的對話》,《當代作家評論》2002年第4期。

      (25)王堯:《“關聯研究”與當代文學史論述》,《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5期。

      (26)王堯:《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向后轉”問題》,《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4期。

      (27)王堯:《文學與歷史的雙重見證》,第3頁,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

      (28)王堯:《散文寫作為何離散文遠去》,《南方文壇》2007年第5期。

      (29)王堯:《寒夜里的清油燈》,《收獲》2018年第1期。

      (30)王堯:《幽谷中的郭沫若》,《收獲》2018年第6期。

      (31)王堯:《在心靈中遭遇歷史》,《博覽群書》1996年第10期。

      (32)(33)王堯:《就是為了那一點氣節》,《收獲》2018年第2期。

      (34)王堯:《我將他們視作道德英雄》,《收獲》2018年第3期。

      (35)(36)王堯:《重建文學與精神生活的聯系》,《文藝爭鳴》2009年第4期。

    (來源:當代作家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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